11月27日，周其仁在2015财经年会提出上述观点时认为，过去这些年中国的投资增速很高，但效率低下，导致国民经济配置效率低，重要原因是投资过多依赖举债，自有资本投资太少，政府、企业的自由资金不愿意用于再投资。“投资有风险，自己的钱都不往里放，用人家的钱来做事情，怎么可能真做的好？”
2008年欧美爆发金融危机，影响传递到中国以后，中国原来高度依赖出口的模式一定程度上转成高度依赖投资的模式，投资在整个GDP中的贡献率占到近50%。周其仁引用清华大学教授白重恩最近的研究称，投资在中国GDP中比例的提高跟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之间呈现反向关系，投资增速越快，综合生产率的提高速度越会减缓。周其仁表示，“过度的投资、过量的投资、过于依赖投资的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
周其仁指出，过去政府主导的投资不强调自有资本，“有批件，拿到地，银行贷出来款，就是投资了。这样的投资，自有资本这个变量弱化得比较厉害，不见得带来有效益的经济高速增长，反而加大了风险”。例如这几年高歌猛进的铁路投资，主要依靠举债进行投资，并没有通过利润转过来充实自有资本。在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也大量存在这样的情况，不是向银行借债，就是民间相互负债。周其仁称之“交叉负债、交叉放贷”。
“没钱举债可以理解，但有意思的是，为什么市场上很多机构、很多主体明明有钱，却不愿意充实自有资本，”周其仁说，很多市场主体在盈利之后并不把利润作为自有资本进行投资，而宁愿拆借出去。
他进一步分析认为，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这样做的放大效果很显著。货币投放比较多，经济就有往上走的冲力，物价、通货膨胀率上升比较快，真实利率实际上比较低，利用负债，可以形成更多资产。
现在倒过来了，由于某些原因，外需、国际市场的预期调整，经济迅速下行，物价指数一下降，真实利率会升得非常高，这时社会各个主体的负债率如果已经比较高的话，经济发展就停滞了。”周其仁称，因此“能不能促使资金顺利、有效地回流市场，恐怕是2015年中国国民经济的一个关键”。
周其仁认为在过去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包括中央财政、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等部门和机构近些年都积累了大量资金，但是，现在资金回流市场的渠道发生了阻塞。
过去资金回流市场的主要渠道，一是银行贷款二是政府消费。这两年，这两个主要的资金回路已经发生变化。第一，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储蓄加在来一起占GDP 40%左右，过去通过银行可以“泵回”市场，现在银行因判断风险上升而不愿意加大贷款投放，这个回流通道被堵塞了。第二，政府消费方面，十八大反腐力度加大， 减少公款消费的“八项规定” 的出台，减少了政府消费，政府的钱趴在账上，财政专户资金高达4万亿， 客观上也限制了资金回流。
周其仁强调“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中国还存在大量投资的机会。甚至过去低效投资也是要扩大投资的理由”，但新的投资一定要区别于效率低下的传统投资。他表示，2015年中国经济要想更加稳健，关键是各类投资主体应该扩大、充实自有资本。“不把稳增长的所有压力都压到银行头上，银行需要有空间和时间消化这些年高速增长的后果。不能因为经济增速一下来，再通过压银行放贷款重新把投资速度拉上去。”
那么如何充实自有资本？周其仁指出，当下一年社会融资总额十几万亿元，股市融资、资本市场融资几千亿元而已，远远不能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利用自有资本投资，需要政府、国有企业等带头，也需要股份制公司、民营企业的
积极参与。企业投资应该按照“自有资本、股权融资、债权融资”的次序和组合来进行。
周其仁还建议，中国的税、费制度还有调整空间，趴在财政账上的资金要考虑有效的投资方式，比如可以用于充实社保基金，以加大社保的投资力度。
“你对未来有信心，别人才可能对你有信心。一旦投资失败，自有资本是抵押物，是表明你愿意承担投资失败的信物。”周其仁说。
来源：财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