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在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领导下,大力推进重点领域混合所有制改革,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效。

统筹兼顾 试点工作有序推进

自2016年重点领域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启动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已相继开展三批共50家试点,涵盖了中央企业和部分地方国企。

精心组织,有序推进三批试点。国家有关部门通过组织企业座谈、会商部门研究、实地走访交流等精心准备,于2016年7月、2017年3月、2017年10月分别甄选了9家、10家、31家试点企业名单,经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审定后启动试点。

聚焦问题,完善试点配套政策。经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审议同意,2017年1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国资委等7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若干政策的意见》,聚焦试点过程中国有资产定价、员工持股等10项具体政策难点,提出了具体举措。为抓好落实,还印发了《落实〈关于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若干政策的意见〉工作方案》,进一步细化解决各政策难点的时间表、路线图,为深入推进混改试点提供持续有力的政策保障。

以调促督抓好落实。2017年,国家有关部门和有关研究机构组成12个调研组,对第一、二批19家混改试点中央企业和各省(市、区,西藏除外)混改试点工作开展了系统深入的调研督导,共召开省及地市层面座谈会近60场,与600多户企业进行了150多场座谈,实地走访了近200户企业，在全面了解试点进展、经验做法、困难问题等情况基础上,向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上报了混合所有制改革专题调研总报告和12个分报告,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对混改试点工作的实践认识。

加强试点统筹协调。试点工作开展以来,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相关负责人多次主持召开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专题会议,听取试点工作进展情况,对做好混改试点工作提出明确要求。研究制定了《部分重要领域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工作方案》,明确试点的目标、原则、任务、工作机制和进度安排,保障试点工作有力有序推进。

发挥典型案例示范效应。国家有关部门不断完善混改试点经验总结、宣传和推广机制,通过印发混改工作简报、召开现场经验交流会、开展典型案例汇编、对典型案例组织宣传报道等多种方式,多管齐下,以点带面,在指导试点、总结经验、引导舆论、营造氛围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

多措并举企业取得重要成效
 

从第一、二批试点情况看,各试点企业按照完善洽理、强化激励、突出主业、提高效率的总要求,通过股权的实质性混合,初步建立了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和灵活高效的市场化经营机制,企业活力大大增强,经营效益显著提升,国有资本功能进一步放大并实现保值增值。

法人治理结构进一步完善。作为一种富有活力和效率的资本组织形式,混合所有制不仅促成了不同所有制资本的融合,更通过股权结构多元化推动了企业内部治理机制的变革,实现了“资本”形混和制度“神混”的统一。

首先是实现了均衡合理的股比架构。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产业投资者、开展员工持股等方式,试点企业得以实现股权结构的实质性调整,有效解决了过去国有股“一股独大”的问题。比如,中金珠宝混改前,中国黄金集团对其持有超过83%股份,混改后集团持股比例降至43%,7家战略投资者持股比例合计24.52%,产业投资者持股9.8%,核心骨干员工持股6%,股权结构得到显著优化,夯实了股东相互制衡、充分发挥作用的基础。

其次是建立了有效制衡的治理机制。试点企业普遍科学设计股权结构,积极吸收非国有股东和中小股东参与公司治理,为公司治理有效制衡、经营决策科学高效创造了条件。比如,中国联通在集团董事会设1名小股东董事,在A股上市公司董事会给子5家新股东各1名董事席位,优化了董事会成员结构。

最后是将党的领导与公司治理有机结合。试点企业积极落实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会议精神,将党建与混改同步谋划、同步推进,普遍把探索混合所有制企业党建与公司治理结合的有效途径作为混改的一项重要任务。比如,东航物流、中国联通等企业完善党委会董事会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领导体制,党委会和董事会功能不简单重复、工作不互相掣肘,重大事项坚持党委会前置审议,把好政治关、党纪关,具体经营事项由董事会决策,保证董事会经菅决策权。

激励约束机制进一步健全。本轮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混”为前提,“改”见真章,通过“引资本”实现“转机制”,试点企业在完善市场化激励约束机制方面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多样化探索,积累了丰富的制度性经验。

首先是完善市场化选人用人制度。试点企业普遍对高级管理人员探索实施职业经理人制度,按照市场化、专业化要求公开竞聘、择优录用,同时对企业员工进行身份转换,按照劳动合同管理。比如,中核集团的4家二级子公司总经理实现了市场化招聘;长电联合的高管人员全部通过社会化选聘,股东不派高管。

其次是建立有效激励约束机制。试点企业通过绩效薪酬、弹性薪酬、工资总额备案制、员工持股、模拟股份制等激励机制,唤醒沉睡的人力资本,实现激励相容,激发企业内生动力。比如,前海供电公司对部分重点业务岗位实行岗位加绩效薪酬,对市场化程度高的业务岗位实行更有弹性的薪酬制度。

最后是打破内部用工平均主义。试点企业切实落实按劳分配理念,建立健全公开透明的员工晋升、流动和退出制度,坚定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充分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与创造力。比如,东航物流实施混改后,按照“员工能进能出、干部能上能下、薪酬能多能少”原则,所有员工“脱马甲”,重新签订劳动合同,不再有三六九等之分。

核心主业更加突出。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企业有效发挥战略投资者、产业投资者等各方面的资源优势和市场优势,加快从非主业领域、缺乏竞争优势的领域及一般产业的低端环节退出,推动产业链、价值链关键业务的重组整合,实现了主业突出和核心竞争力提升。

比如,中国联通通过混改引入腾讯、百度、阿里巴巴、京东等互联网企业,与战略投资者在物联网、智慧医疗、基础通信业务等领域开展了广泛深入的业务合作,下属的省、市分公司利用战略投资者的网络平台优势,相继推出冰激凌套餐、腾讯网卡等一系列热卖产品,在产业链、价值链等关键业务延伸整合上取得了阶段性成效,有力改善了企业经营绩效。

生产效率和经营效益显著改善。试点企业抓住混合所有制改革契机,下大力气瘦身健体,精简机构人员,压缩管理层级,深挖降成本潜力,提高劳动生产率,积极培育新的效益增长极,在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方面迈出了坚实步伐。

比如,合肥江航飞机装备有限公司在混改中开展公司“三定”工作,优化机构、岗位及人员配置,使公司全级次从业人员由2238人减少至1876人,降幅23.8%,2017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较2016年提高14.9%,净资产收益率提高6.29%,人均营业收入提高16.2%,公司核心业务较上年同期增长10.3%。

国有资本功能进一步放大。总体看,前三批混改试点实现了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等七大重点领域全覆盖,并延伸到国有经济较为集中的一些重要行业。试点企业引入外部投资者超过100个,已经形成各种所有制资本的实质性混合,初步显现体制机制融合局面,产生了“化学反应”。

通过改革,撬动了数量可观的优质非国有资本,引入了产业链价值链的协同力量和升级要素,放大了国有资本的带动力和影响力,大幅度提升了资产效益和劳动生产率,实现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为进一步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提供了基础。

勇于探索 不断凝聚改革共识
 

开展重要领域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和有关部门密切协作、强化指导,各试点企业主动担当,大胆探索,用改革实践趟出了路子、试出了经验,通过试点进一步深化了对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认识。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突破口。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充分发挥各种所有制资本的优势,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推动社会财富创造,有利于加快培育和重构更具活力和效益的微观市场主体,有利于实现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优化、增长动力转换,有利于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

率先在自然垄断及行政垄断色彩较浓的部分重要领域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示范,允许、引入更多的非公有资本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动这些领域内的国有企业实现产权主体多元化,形成有利于参与市场竞争的产权架构、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为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不论从试点进展成效还是社会关注与示范效应看,重要领域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逐渐凸显其重要突破口地位,成为本轮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一大亮点。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力点。作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国有企业为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动能,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产品与服务,在优化供给结构和提高供给效率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通过在部分重要领域国有企业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完善企业治理、强化内部激励、突出经营主业、提高企业效率,有利于促进企业更灵敏地捕捉市场需求,更迅速地发现市场机会,更高效地配置资源,加速培育新增长点和发展新动能,以点带面,推动我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供给结构向中高端水平跃升。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世界一流企业的重要途径。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这既指明了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路径,也明确了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混合所有制的目标是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目前,一些国有企业的资产规模、市场份额等量化指标方面已经比肩同行业的世界一流企业,但在核心竞争力、公司治理、技术研发创新等质化指标方面还存在差距,亟需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解决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建立制衡有效的治理结构,提升企业治理水平和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配置效率,让企业强起来、活起来,更具全球竞争力,探索出一条打造世界一流企业的中国路径。

文章来源：《国资报告》